2025年03月03日09:15 来源:北京日报
箭杆胡同20号是一座不大的院落,隐身在东华门大街北侧曲折幽静的胡同深处。100多年前,这里是陈独秀在北京的居所,也成为《新青年》编辑部。
这座小院,曾聚集起一批优秀的思想者和文化先驱,掀起了影响整个中国社会的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新青年》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唤醒了一代青年。而这些青年人也正像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所期望的那样——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都被《新青年》所激荡。
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得以传播,像破晓时的曙光,指引着在黑暗中寻求光明、在苍茫中摸索前路的中国人,并在此后百年间,彻底照亮了中国。
“青年的指导者”
1917年1月4日,景山东街马神庙,北京大学校门口,一行师生列队欢迎刚刚上任的新校长蔡元培,恭恭敬敬地向他敬礼。蔡元培见状,脱下自己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师生们回鞠一躬。
这一幕,让一百多年前的北大师生“大为惊讶”。
北大校长是由大总统直接任命的要员,进门时师生都需要行礼。北大学生顾颉刚见识过几任校长,都对这些行礼视而不见、不予理睬。蔡元培到校第一天,就打破了历任校长的“惯例”。
当时的北大,作为全国最高学府,还有很多今人难以想象的“惯例”。
在顾颉刚印象中,那时的北京大学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做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
学生很多是官僚、大地主子弟,整日打麻将、吃花酒、提笼架鸟、逛八大胡同,对读书毫无兴趣,不过是混资格,以便将来进入政界。整个校园都弥漫着封建官僚习气。
3个多月前,蔡元培在法国巴黎,正在为留法勤工俭学会奔波,突然接到北洋政府教育部总长范源濂的电报,邀请他担任北大校长一职。身边老友纷纷劝他不要蹚这池浑水,“北大腐败极了,进去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
蔡元培是前清翰林,同盟会元老,辛亥革命后,即被孙中山委任为首任教育总长。他推行教育改革,废除尊孔、祀孔,删经学。可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后,倒行逆施,大搞尊孔复古,气得蔡元培挂冠而去,赴欧洲游学、考察。
袁世凯倒台,让壮志未酬的蔡元培看到新的希望。他思虑再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回国就职。
1917年1月9日,京城雪花飞舞。时年49岁的蔡元培在北大发表就职演说,向全校学生提出三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
所谓“宗旨”,就是要将北大真正变成治学的场所。在蔡元培看来,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不是升官发财的阶梯,需要培养学生研究学术的兴趣和独立求真的人格。而实现这一“宗旨”,当务之急是延揽人才。
蔡元培决定先从文科做起,聘请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文科学长。到职第一天,他就请两位浙江同乡——时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校长的汤尔和、北大文科教授沈尹默,举荐人才。两人都建议,北大文科学长可由陈独秀担任。
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时,曾与汤尔和同在成城学校陆军科学习军事。汤对陈独秀强剪清廷督学辫子一事,印象颇深。陈独秀留学回国后,曾与沈尹默一起在杭州陆军小学教过书。第一次见面时,陈独秀就评价沈尹默的书法太俗气。
汤、沈都对陈独秀的胆识和才智颇为赏识,认为陈“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汤尔和还拿了十几本《新青年》给蔡元培看。
蔡元培对陈独秀并不陌生,“本有一种不忘的印象”。1904年,一批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为推翻晚清政府,在上海成立暗杀团,谋刺晚清大臣与官吏。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是暗杀团成员,有过一面之缘。
在几位友人的推荐下,蔡元培又翻了翻《新青年》杂志,决意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
说来很巧,当时陈独秀就在北京。他与安徽同乡、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为群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合并一事,来北京筹集资金,住在前门西河沿的中西旅馆。
蔡元培闻讯,冒着风雪到旅馆拜访。却不料,陈独秀称自己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头衔,推辞了这番好意。他还对蔡元培说,《新青年》杂志刚刚起步,实在分身乏术。
之后几天,蔡元培每天上门来请。有时来得很早,陈独秀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汪孟邹感慨:蔡先生道貌温言,令人起敬。
蔡元培“三顾茅庐”,陈独秀勉强答应,约定先干3个月,不能胜任就走人。蔡元培大喜,立即致函教育部,随函附上陈独秀的简历。
在这份简历中,蔡元培不惜替陈独秀虚构了“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履历。蔡元培求贤若渴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陈独秀,蔡元培接下来又聘请了胡适、周作人、刘半农、鲁迅等为北大文科教授;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主任。这些新派学界领袖人物的亮相,让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一度在北大流行。
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留着大辫子、通晓九国语言的怪儒辜鸿铭;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因“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的经学家刘师培;“以骂人名海内”的音韵训诂学家黄侃等,也都是他延聘的学术大师。
一时间,新旧两派大师云集,北大成为新旧文化交锋的舞台。
“举义旗之急先锋”
陈独秀到北大任职后,《新青年》也随之从上海搬到北京,落户箭杆胡同9号(今20号)。
其时,这份杂志已创办一年有余。1915年9月15日创刊时的名字叫《青年杂志》,陈独秀写下创刊词:“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科学与人权,就是陈独秀鼓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起源。除此之外,陈独秀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一开始,因为《青年杂志》没有名气,基本都是陈独秀一个人在写稿。后来因为杂志名字侵权,停刊一段时间,1916年9月才改名《新青年》。
为了打开销路,陈独秀请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帮忙四处求稿。汪孟邹想起在美国留学的小老乡胡适,此人学问不浅,不妨请他为杂志写稿。《新青年》出第一期,汪孟邹就赶紧给胡适寄了一本,并附上了陈独秀的约稿信。去信之后,石沉大海。
汪孟邹又求了几次,胡适才给陈独秀回信。胡适在信中说,改造新文学应该从输入西方名著入手,观摩学习后再自己创造新文学。他附上一篇俄国文学译作,这是胡适给《新青年》撰稿的开端。
在1916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胡适8月从美国写给他的信,在这封通信中,胡适初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项主张。陈独秀对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大为赞许,回信要求胡适做更进一步的阐述,这就是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
据胡适后来自述,文学革命是他与几位留美朋友“乱谈出来的”。
1910年,胡适考上庚款留学,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农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1915年,美国东部中国留学生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担任文学委员。在研究部的年会上,他写了篇《如何可使吾国语言易于教授》的文章,就指出文言文是一种“半死的语言”,而称白话文为活的语言。
胡适是社交达人。留美期间,他经常和一群思想活跃、有志于文学改革的中国留学生梅光迪、任鸿隽、杨杏佛等一起辩论文学,游山玩水。
1916年夏,在美国纽约中部的绮色佳,《留美学生季报》主笔任鸿隽与陈衡哲、梅光迪、杨杏佛等几个留美学生,在凯约嘉湖上划船。忽然,黑云翻滚,风暴骤至,他们急忙往岸边划去,一个个被突降的大雨淋得狼狈不堪,慌乱之中差点把船也弄翻了……
任鸿隽兴致颇浓,写了一首“泛湖即事”的四言古诗,寄给缺席的胡适。诗中有“言擢轻楫,以涤烦疴”,“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的句子。胡适看后回信说,这诗里一半是二十世纪的活文字,一半是三千年前的死文字,太违和了。
任鸿隽很不服气,给胡适回信辩解。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西洋文学的梅光迪也替好友打抱不平,写打油诗嘲讽胡适。围绕文言与白话,胡与任、梅打了好几回笔墨官司。
正好,陈独秀隔洋求稿,胡适就把“乱谈出来的”思考寄给陈独秀。“因为在美国受到了朋友们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革命变为改良,文字题为‘刍议’”。
陈独秀捧读之下,对文中主张大为赞同,称《文学改良刍议》是“今日中国文界之雷声”。为了给未曾谋面的知音大张声势,陈独秀随后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在下一期的《新青年》上发表,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举义旗之急先锋则吾友胡适。”
胡适自己也没想到,陈独秀“以老革命党人的气势”,号召反对旧文学、旧道德、旧传统,把不温不火的“文学改良”变成风风火火的“文学革命”。
26岁的胡适人还在大洋彼岸,在国内就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文学革命急先锋。
《新青年》“朋友圈”
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教授的钱玄同读了胡适的文章,“极为佩服”。他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盛赞胡适的文章“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并预言“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们,一定会跳出来骂胡适。
“选学”是以《昭明文选》为宗的古文学派,“桐城”是清最负盛名的古文散文流派。鲁迅曾对此作出解释,“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着《文选》寻字汇的人们”。他说,钱玄同形容恰当,所以这句骂旧派文人的话流传久远。
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高足。他曾狂热地践行复古,写小篆,行古礼。民国初年,他在浙江教育司任职时,每天穿一身孔子时代的深衣,头戴玄冠上下班。袁世凯借助复古恢复帝制,让钱玄同彻底失望。他摇身一变,成了反古文的“黑旋风李逵”。
钱玄同的信,让陈独秀和胡适大喜过望。陈独秀亦赞钱玄同:“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
从此,钱玄同甘当《新青年》“摇旗呐喊的小卒”。他在上面发表了多篇文章,提倡新式标点符号、数字可改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方式改为左行横移等主张。这些在当时看来“极其大胆”的建议,后来大多被采纳并应用至今。
在钱玄同眼里,老友周树人和周作人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他们在日本东京留学时,曾同听章太炎讲古文,因为钱玄同听课太投入,总是不自觉地从后排往前移。周树人形容他“爬来爬去”,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爬翁”。
其时,周树人蛰居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钱玄同上门拜访,他就是周树人在《呐喊〈自序〉》里所写的“一个老朋友金心异”。
周树人那时正在抄“没有什么用”、也“没有什么意思”的古碑,打发时光。钱玄同深知周树人的才华和抱负,建议他可以为《新青年》写一点文章。
但是一本杂志真能唤醒麻木的国民、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吗?周树人对钱玄同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答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周树人被钱玄同说服了,后来他写道:“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
不过,在自己动笔之前,他先动员起了自己的弟弟周作人,并把《新青年》杂志寄给了他。
周作人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一直在绍兴教书。蔡元培为北大招兵买马时,周树人作为同乡、老下属,推荐弟弟周作人到北大任教。蔡元培欣然同意。1917年9月,“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俄国英雄”的周作人,正式到北大讲授欧洲文学史。
到京后,周作人与周树人同住绍兴会馆。“怕狗”的钱玄同,仍在夜里不断造访,目的只为《新青年》索稿。后来,周作人把译稿《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交给了钱玄同,算作第一次投稿。
而周树人直到1918年5月,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这也是他第一次用“鲁迅”的笔名,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在《新青年》上共发表50多篇作品。
周氏兄弟始终与陈独秀、胡适保持一定距离,只在文学改革的某些观念上彼此相互支持。用周作人后来的话说,这是“交浅”,而不妨“言深”。在《新青年》当时的朋友圈里,与周氏兄弟最投契的是刘半农。
刘半农是江阴才子,上海文坛有名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191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上海结识了陈独秀,两人一见如故。陈独秀向他约稿,刘半农自称急需“洗刷”脑筋中“旧文学的毒”,欣然应允。从这年10月起,刘半农便加入《新青年》阵营。
陈独秀到北大后,向蔡元培力荐刘半农。1917年夏,蔡元培破格聘用中学肄业的刘半农,邀请他担任北大预科国文教授。刘半农穿着鱼皮鞋,一步跨进了中国的最高学府。为了与鸳鸯蝴蝶派一刀两断,他把带有脂粉味儿的“伴侬”改为“半农”。
在周作人、刘半农进入北大前后,蔡元培也迫不及待地给胡适签发了聘书。
1917年7月,胡适学成回国。陈独秀写信邀请他来北大,不惜把文科学长的位子让给他。蔡元培对胡适也颇为欣赏,认为他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聘请他到北大担任文科教授。
两个月后,胡适抵京,北大文科新添一员大将。蔡元培在六味斋设宴为他接风,可见他在蔡心中的地位。胡适第一个月工资是260元,仅一个月后就涨到了280元。他给母亲写信说:“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
随着北大名师的增加,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活动十分活跃。
《新青年》“朋友圈”也不断扩大。这一年,为《新青年》写稿的,除了陈独秀在《甲寅》杂志当编辑时结交的文友——高一涵、吴虞、易白沙、李大钊等,还有北大的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蔡元培、胡适、周作人、沈尹默等。这支作者队伍,绝对算得上最强“文化天团”了。
《新青年》声名大振,“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也就这样形成了。当时远在湖南长沙的毛泽东,也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十多年后,他在与斯诺的会谈中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
“新旧思潮之决斗”
《新青年》的影响力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在1917年8月,负责发行的群益书社以印数太少、销路不畅为由,一度停止出版《新青年》。陈独秀从中极力交涉。直到这年年底,群益书社才勉强答应续刊,但前提是杂志必须改革。
次年1月,《新青年》复刊,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所有稿件都由编辑同人撰译,不另购稿。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量下一期选题。
周氏兄弟声称是“敲边鼓”,不参加编辑会议,“只是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才会被邀列席罢了”。沈尹默也说自己“仅负名义而已”,因为眼睛有病,且自忖非所长,轮到他当编辑时,请钱玄同和刘半农两人帮忙代编。
刘半农对《新青年》销路不畅很上心。他给钱玄同写信说,“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经锣鼓喧天的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板斧……”他提议,上演一场新旧文化“双簧戏”,炒作一番。
于是,在《新青年》四卷三号上,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用文言文写了一封读者来信,列数胡适、陈独秀等人的种种罪状。紧随其后,刘半农以记者身份,用白话文撰写《复王敬轩书》,用一万多字批驳“王敬轩”观点,满满的火药味儿。
“王敬轩”暗指桐城派古文家林纾。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人,能诗,能文,能画,因受桐城派大师吴汝纶赏识,曾任京师大学堂教师。林纾不懂一句外文,却在懂外文朋友的协助下,用桐城古文翻译了一百多部西洋小说,成为煊赫一时的“译界大王”。
刘半农却嘲讽林纾翻译的外国著作,择稿不精、谬误太多、“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他认为,林纾翻译的著作只能是“闲书”,没有多少文学价值。
钱玄同和刘半农自导自演的这场新旧文化“双簧戏”,并没有马上得到林纾的回应,倒真是让《新青年》受到了异常的关注。
曾在林纾门下求学、当时的北大法科政治系学生张厚载,给《新青年》投了一篇《新文学及中国旧戏》,批判钱玄同等人对中国旧戏的言论。结果是自己立了个靶子,被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轮番轰炸。
按常理,这几位文化大家和张厚载论战,就是毫不费力的降维打击,但是在几个人的文章中,只有胡适是在平心静气、条分缕析地在辩论,其他人的言辞之激烈、刻薄,已经有失文学论争之态。
特别是钱玄同,一向语不惊人死不休。他有一句很极端的名言:“人到40就该去死,不死也该绑到天桥去枪毙。”他的文学革命主张更是激进,大喊:“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
这些极端言论,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新青年》甚至一度被批为离经叛道的异端。
林纾一开始任其“自鸣自已”,一年后才用力反击。上海《新申报》连载了他的文言政治小说《荆生》和《妖梦》,影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钱玄同,攻击新文化运动。他还在小说中暗示北洋军阀,用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
张厚载借机在小报上造谣,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等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已经被迫辞职。他还造谣说,陈独秀到八大胡同狎妓,与学生争风吃醋,挖伤某妓下体泄愤……
谣言甚嚣尘上。
林纾没有就此收手。他继续在北京《公言报》——皖系军阀官僚政客集团安福系机关报——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致蔡元培书》,指责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
蔡元培当即写了一封长信还击。林纾和蔡元培的论辩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京沪各大报刊竞相发表评论,“林蔡之争”被冠以“新旧思潮之冲突”“新旧思潮之决斗”之类充满火药味的标题,成为公共事件。
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在汤尔和家里开会,商讨怎样应付社会上对陈独秀的谣言攻击。
会上讨论了什么?没有人留下太多文字。汤尔和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只有短短一句话:“昨以大学事,蔡鹤公(蔡元培)及关系诸君来会商,十二时客始散,今日甚倦。”
几天后,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决定提前实行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陈独秀由此失去了文科学长一职,虽然仍为北大教授,但学校给他放了一年长假。
对于这件事情,胡适一直愤愤不平。十几年后,他和汤尔和重提此事,认为汤尔和等没有将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是堕入奸人术中了”。胡适怀疑,是沈尹默等“反复小人”造成攻击陈独秀的局面。
在胡适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