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8月10日09:21 来源：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施永康，1945年1月生，福建晋江人。1968年从厦门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到江西工作，1982年调回晋江，历任晋江县委组织部干事、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1992年起历任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泉州市委副书记、泉州市长、泉州市委书记。2008年12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31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施永康同志，您好！上世纪90年代初，习近平同志在福州任市委书记期间，您在泉州市任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你们当时是如何认识的？
施永康：1992年，习近平同志是福州市委书记，我是泉州市委常委兼晋江市委书记，之前我们在工作上没有什么接触。那一年，去北京参加党的十四大时，我们两人都是党的十四大代表，同在福建代表团，就在会上认识了。
我对我俩最初认识的场景印象很深刻。在人民大会堂，一次会议结束后，习近平同志很亲切地对我说：“永康同志，晋江发展得很快，很好，你们在第一线很不容易，很辛苦。”他很魁梧，个子比我高了一截，我仰着头说：“是啊，晋江风风雨雨的，事情也很多。”当时，晋江出了一个药案，影响很坏，我们组织查这个案子下了很大力气。但是，当官为民办事，干起工作来哪有什么轻松的呢？想到这里，我说：“习书记，您在宁德老少边穷地区工作过，也很辛苦，很不容易。”宁德那个时候的状况和泉州截然不同，单从经济来说，福建省9个地市有6个地市的财政收入都不如一个晋江县，宁德作为老少边穷地区，更是差得很远。习近平同志说：“是啊，有机会我带干部到你们那边去学习取经。”我说：“好的，欢迎来指导。”
后来，我听福建代表团另外一位同志说，在会议期间，习近平同志对晋江的情况非常关心，听到有人讨论晋江的问题时，他会非常专注地听。我们第一次见面，习近平同志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年轻、成熟、稳重、睿智、干练、务实，待人和蔼亲切。
我们既然认识了，彼此印象又都不错，回到福建以后打交道就多了起来。特别是他调到省里工作以后，我们在省委全会上经常见面，之后都会聊聊天。他一直很关心晋江的情况。我们一见面就谈工作，他向我了解晋江各项事业的发展，我也经常把工作中的烦恼向他汇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为什么一直关注晋江的发展？他当省委副书记后对晋江有过哪些支持？
施永康：晋江本来在福建也是比较有名的地方，7000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居住，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晋江是古越族人繁衍生息的地方。到了南宋时期，北方战乱，晋江也成为南渡汉人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到了清末和近现代，晋江的海外移民越来越多，又成了重要的侨乡。所以，晋江在改革开放后的繁荣发展，有历史文化因素，也有自然地理因素，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改革开放后，晋江群众自发尝试过多种生产发展路子，其中代表性的有两种。第一种是磁灶模式。磁灶镇在历史上就生产陶瓷远销海外，已经开拓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市场需求。这种模式的路子是：原材料—技术—市场。第二种是陈埭模式。陈埭镇处于肥沃的晋东平原，工业企业没有基础，他们组织生产当时中国社会短缺的肥皂、火柴等日用品，填补国内市场空白。这种模式的路子是：市场—技术—原材料。敢想敢干的晋江人充分发挥这两种模式的经验，走遍全国去做市场调查，了解市场需求，回来之后就组织原材料，再聘用工程技术人员针对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后来，晋江生产的服装鞋帽、日用品等丰富多彩的商品，远销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形成了晋江整体的一种发展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国家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面貌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广大农村，变化更是天翻地覆。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先生走遍大江南北，考察广大农村发展情况，自北而南总结出了苏南模式（指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等地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温州模式（指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耿车模式（江苏省宿迁市耿车镇在中国不发达农业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一种模式）、晋江模式。自此经济学界和理论界纷纷展开研究。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陆学艺研究员自北而南系统考察了中国广大农村，最后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珠江模式，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代表模式。
1994年，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晋江）研讨会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福建周边十个省的“三农”问题专家参会，把各地的发展模式放在一起交流比较。晋江模式和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都不一样。晋江模式以市场调节、股份合作制、外向型经济为主，同时兼顾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由于晋江模式特别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高度适合晋江本地的实际情况，因此得到费孝通、陆学艺等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1995年，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开始分管全省的“三农”等工作。上任后不久，他就来晋江调研，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我汇报说，晋江农业的比重只剩下百分之三点多。习近平同志对这个情况很重视。他说，晋江这些年发展得比较快，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我们国家始终是农业大国，还是要更加注重农业的发展，否则恐怕会导致发展不平衡。乡镇企业确实给地区发展带来了巨大贡献，但不是大家都要到乡镇企业中来。无农不稳，在产业结构里始终不能忘了农业这一环。
之后，有一次我汇报了整个泉州市的扶贫工作。习近平同志就问，泉州现在还有多少个贫困村？情况怎么样？我回答说有259个，并列举了一些数据来说明这些村的情况。习近平同志说，与很多地方对比，你们不能叫贫困村，应该说是发展滞后村。我继续汇报说，泉州市委市政府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市长跟随省长抓唯一一个国定贫困县，三个副书记分别挂钩抓3个贫困乡镇，四套班子全部成员责任到人共同抓这259个发展滞后村。我们实行“一村一策”，对每一个村都进行过实地调研，针对各村的实际情况拿出切合实际的方案来加以扶持，提供合适的项目来帮助他们，现在的效果还在继续跟踪。习近平同志对我们的这些做法表示肯定。他说，扶贫脱贫不容易，有的老百姓已经脱贫了，或许会又因灾因病返贫，所以我们的工作一定要扎实，一定要注意跟踪，注意兜底。
习近平同志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同时对泉州的工商业也很重视。他强调“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在招商方面经常给我们以支持。泉州市比较发达，特别是晋江这样发展快速的地方很受投资者青睐，习近平同志原来工作过的陕西、河北、宁德等地的同志有很多项目想到泉州寻求合作，他就专门介绍这些同志到泉州来找我，他都会事先跟我联络，要我好好接待、协助招商。这对这些地方和泉州的发展都很有积极作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是怎样提出“晋江经验”的？
施永康：习近平同志对晋江有很多指导和帮助，对晋江的发展始终予以关注和研究。他经常到泉州来，走遍泉州所有的县、市、区，每个县、市、区起码都走过4次以上，特别是在省委省政府工作的6年中7次到晋江调研。他认为，晋江的发展模式简单归纳起来是“三为主一共同”。“三为主”就是市场调节为主、外向型企业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一共同”就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种模式后来铺开到整个泉州，再之后对整个福建乃至对全国的农村经济发展，都具有借鉴价值。他评价说，晋江通过乡镇企业来生产一些人民群众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自己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地区实际的发展道路。他这个评价，实际上就是“晋江经验”的最初总结。
2000年，我们出了一本论文集——《大泉州发展战略研究》。这本书主要是我随习近平同志在泉州长期调研、向他请教、学习心得汇集的五篇文章，阐明了大泉州发展战略的三大重点工作，即发展经济、弘扬文化、建设城市。此外，围绕五篇文章，展开泉州继续发展的大讨论，泉州辖区内除金门县外的11个县、市、区书记和县长都有一篇文章。此举对全市进一步开放搞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请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为我们写序言，他欣然应允。
在序言中，习近平同志对泉州的发展评价很高：“改革开放以来，泉州这块曾经创造了灿烂文化的古老土地再次焕发出蓬勃生机，成为福建省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他对泉州的发展状况如数家珍，指出：1999年，泉州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52亿元，财政收入48.32亿元，分别是1977年的47.2倍和89.8倍，平均递增分别达19.2%和22%，经济总量约占全省26.2%、全国1.14%，所有县（市）再次分别进入全省经济实力十强县（市）或经济发展十佳县（市）行列，晋江跃居全国百强县第五。字里行间，饱含着习近平同志对泉州的褒扬。他把泉州那些年的快速发展称为“泉州现象”。泉州的迅速崛起，为全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同志在序言中对我们在战略研究方面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泉州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写道：世纪之交，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要进一步提高参与国际国内竞争的综合竞争力，争创发展新优势，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发展思路。泉州的同志经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了《大泉州发展战略研究》这本书。永康同志在整理完善泉州历届党政班子工作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了大泉州发展战略，阐述了实施大泉州发展战略的三大工作范畴，即发展大泉州经济、弘扬大泉州文化、建设大泉州城市。各县（市、区）的党政负责同志也围绕大泉州发展战略这一总原则，提出了切合各地实际的发展思路。整本书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有泉州特色；二是有时代气息；三是贯穿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重大战略决策；四是可操作性较强。可以看出，泉州这次战略研究下了很大的功夫，总体思路不错，比较系统且有一定深度，较好地体现了创新精神和科学态度。这必将对泉州未来发展起到实际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