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區委黨校為革命“養成指導人才”

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區委黨校經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等北方區委領導人參與黨校的籌備與授課，羅亦農擔任黨校的實際負責人。學員由各地選派，為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學習心切、有培養前途的黨團員，學制三個月以內。第一期學員結業后，因北京政治環境惡化、羅亦農調往上海等原因，北方區委黨校未能按原計劃繼續辦下去。北方區委黨校雖歷時不長，但其在辦學方向、教學管理等方面的探索，為黨的干部教育事業播下了火種。

因應革命形勢而生

黨的二大通過的《關於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提出，中國共產黨要到群眾中去，“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要締造“群眾黨”，必須擴大組織，發展黨員。在此思想引導下，加之國共合作有利形勢的推動，至1925年10月，黨員達3000多名，是年初黨的四大時的3倍左右。

發展有發展中的問題，即“黨員數量增加，但質量不好”。“質量不好”，與當時不重視黨內教育有關，“對於內部教育訓練工夫，太沒有注意”。1924年5月，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便提出，“黨內教育的問題非常重要，而且要急於設立黨校養成指導人才”。次年1月，黨的四大決定，“設立黨校有系統地教育黨員，或各校臨時講演討論會增進黨員相互間對於主義的深切認識之必要”。

具體到北方地區，也面臨著組織發展而“指導人才”不足的困境。隨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推進，北方地區的革命形勢向好發展，革命影響逐漸擴至華北、東北、內蒙古等地區。1925年10月的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上，陳獨秀肯定北方地區工作的同時，也指出問題，由於“黨的指揮不得力”，導致不但不顧及東三省和山西，對於北京鄰近的天津、唐山兩地方，也未曾有充分的指導。這次會議通過的《宣傳問題議決案》，從宣傳教育領域討論了如何使中國共產黨“變成真正群眾政黨的組織”。議決案強調，“區委之下的高級黨校教育一班政治智識較高的同志和已經有工作經驗的同志——造成能夠辦黨的、能夠做成負責任的工作的人才”。

此次會議后，中共北京區委兼地委改組，正式組建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簡稱北方區委），直屬中共中央領導，李大釗擔任書記。從其成立背景可以看出，北方區委的職責之一便是指導北方其他地區工作。然而實際情況是，當時許多干部理論水平不高，不能勝任指導工作。於是，籌建北方區委黨校便提上了日程。

堅持守正與開新相統一

創辦北方區委黨校，是為革命培養“指導人才”，體現了理論學習服務現實革命的辦學方向。開學典禮上，羅亦農專門強調，參訓黨員干部是為了將來更好地做實際工作。趙世炎向學員交代學習的兩重目的，即多學習理論知識與多吸取實際工作經驗。

教學目的兼顧理論與實際，並體現在教學內容上。北方區委黨校的授課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如趙世炎講授的《列寧主義》、羅亦農講授的《政治經濟學常識》《歷史唯物主義》、陳喬年講授的《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黨的建設》等﹔二是中國革命形勢與任務，如趙世炎講授的《職工運動》《農民運動》、劉伯庄講授的《關於黨的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問題》、蕭子暲講授的《關於共青團的任務和學生運動》等。黨校最后一講是李大釗的《土地與農民》。李大釗要求學員從中國國情出發，重視農民運動。這種觀點，一定程度上已經逐漸跳出蘇俄的城市中心論，走向中國實際，是理論聯系實際的表現。

理論聯系實際，體現了北方區委黨校堅持守正與開新相統一，即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正，開中國革命實踐之新。北方區委黨校堅持守正與開新相統一，還體現在對旅莫支部經驗的學習與借鑒上。作為黨校實際管理者的羅亦農，將他在旅莫支部的學習經驗帶到北方區委黨校的教學管理中。最典型者是學習旅莫支部的分組學習、討論。學員10人一組，推選產生1位組長。小組開會討論學習體會與心得，並於每周匯齊學習筆記和討論記錄交教務處審閱。

北方區委黨校並非教條化地理解與學習域外經驗，更有自己的嘗試與突破，比如實行更加嚴格的學員管理。小組學習洋溢著民主氣息，學員管理則體現了集中。羅亦農等人專門強調校規，嚴明紀律，學習期間對學員進行封閉式管理。在當時惡劣的政治環境中，共產黨唯有以內部最大的確定性，對抗外部復雜的不確定性。

為革命“養成指導人才”

北方區委黨校學員陶永立、崔鋤人等在黨校結業后奔赴唐山、大連、太原等地，用自己的所學指導革命實踐，開展黨務工作，發展黨的組織。以崔鋤人為例。他到太原后，很快組建太原特支，將一批超齡團員轉為黨員。后在北方區委指導下，崔鋤人撤銷太原特支並成立太原地委，擔任地委書記。在其領導下，太原地委影響迅速擴大，下轄支部及黨員人數快速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區委黨校“養成指導人才”的經驗，為以后其他黨校“養成指導人才”提供了參考與借鑒。北方區委黨校學員何資琛將經驗帶到湖南區委黨校，培養了一批縣委書記。羅亦農從北京赴上海后擔任中共上海區委書記，並在總結北方區委黨校建設經驗的基礎上，指導創辦上海區委黨校。上海區委黨校很多做法延續了北方區委黨校的做法。比如羅亦農、尹寬、王一飛、彭述之、趙世炎等黨員干部擔任黨校教員，負責黨校教育培訓，以黨的直接領導保証黨校教育內容的絕對正確。

北方區委黨校因應革命形勢而生，為解決組織發展中的問題而創立，開啟了干部教育服務中心工作的傳統﹔在教學與管理中，既借鑒經驗又不拘泥於經驗，既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理解中國革命實際，成為干部教育守正與開新相統一的發軔﹔為北方地區培養了“指導人才”，彰顯了干部教育的育才初心。這些理念與做法在以后的干部教育中得以繼承和發展，成為干部教育的重要思想資源。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從中央到地方建立黨校體系，專門教育培訓干部，是我們黨的一大政治優勢。”北方區委黨校等早期黨校的創辦，正是干部教育這一政治優勢的基因初顯。